挪威中文信息

01.05 21 18:50 VG

根据高层的要求，各市要努力测试所有出现covid-19症状的人。对于一些城市，这可能要增加十倍测试的数量。

在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长Bent Høie（H）明确表示：应该对所有出现covid-19症状的人进行检测。

到5月底，挪威所有城市都必须将其安排到位。

几天内，各市政府应该已收到该消息。

-卫生署几乎是命令我们必须测试所有的人。Kristiansand市卫生主管Dagfinn Harr向VG表示，我们对如果不能遵照执行、我们是否要入狱感到好奇。

对于Kristiansand，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提高测试能力10倍-从每周测试500人次，至测试5500人次。

-完全不可能测试这么多。Harr说。

-如果可能的话，那一定是以某种东西为代价，而在当今的情况下，感染很少扩散，这是错误的优先排序。

-感染防护设备是个问题

Harr解释说，Kristiansand与十个大的城市一起，讨论了新的要求。

-进行更多测试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我们感到接到了无法完成的命令。 Harr说。Kristiansand 以及其他大城市已经宣布，很难测试那么多人，但是我们对测试更多保持积极态度。

尽管Høie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将有足够的防护设备，但Harr不是很确定。

-感染控制设备会成为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在挣扎。

除了拥有自己的新冠中心外，Kristiansand试图通过让家庭医生进行测试来提高测试能力。

-我必须强调，我们将进行更多测试，但这是通过很好的本地化的方式完成的，市卫生主管说。

Tromsø：-非常苛刻

几个VG访问的市政当局，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测试多达5％的人口。

Tromsø现在每天大约测试50个人。他们有能力将其增加到大约100至130人。

“但是，如果我们要测试5％的人口，则每天要测试500至600人，”Tromsø的感染控制主管Trond Brattland说。

他进一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需要一个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组织。很难说这项任务一定不能完成，但要求很高，我们必须拥有完全不同的测试平台。

Brattland解释说，人员配备方面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需要增加10倍的人员配备，则需要新员工，必须来自某个地方，并接受培训。有意思的是，在暑假期间，如何能找到人。夏天前的人员配备情况尚不确定。

-在五月底可以对所有有症状的人进行测试，是否现实？

-现在说还为时过早，但是时限似乎很短。关于如何实施以及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人员尚不确定。无论如何，我们都将设法提高测试能力。

奥斯陆：-完全取决于供应的增加

市卫生，老年人和居民服务委员会的Robert Steen说，奥斯陆已经开始着手提高测试能力。

-我们准备提高检测数量，但完全依赖于国家增加检测设备和感染防护设备的供应情况。

市政当局无法提供到5月底他们能够测试的数量。但是，如果感染防护和检测设备到位，它们应该能够满足对其居民进行检测的需求。

-正如Høie所说，在感染率高的大型城市，这可能会更急迫。没人知道需要多少容量，但是我很确定，我们将会比今天测试的人数更多。Steen说。

卑尔根：-具有足够的能力

卑尔根市有足够的能力，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期待测试每个有症状的人。

-我们很久就想那样做。卑尔根市卫生服务局局长Brita Øygard说，按照今天的标准，已经有很多人报名，因此我们的能力足够。

Øygard说，由于每个接受测试的人都坐在汽车里，因此测试更多，并不需要太多更多的防护设备。

-如果数量够大时，我们已经准备好大型设施，但现在只是使用急诊室。

市政当局说过，无法调查每一个儿童是否被感染。

-当一个全副防护装备的的人站在他们面前时，有些孩子会感到害怕。 Øygard解释说。我们不想对儿童进行强制性测试，因此当汽车中的孩子不想这样做时，我们会放弃。

-要看市政当局是否能履行其职责

在市政当局进行取样后，剩下的就要靠分析样本的实验室。

据Elling Ulvestad说，大学医院的微生物实验室现在提升了10倍的国家级测试能力。他是Haukeland大学医院微生物学系的主任。

-从实验室的角度，尽管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我们可以设法分析如此大量的样品。Ulvestad说。然后要看市政当局是否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对市政当局感到：

-我觉得那些认为不可能的城市是非常现实的。

-需要大量的资源

Ulvestad解释说，如果市政当局收到阳性的测试结果，则必须寻找与当事人有过密切接触的所有人。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消耗。

-测试每个有症状的人是否合适？

-如果目标是设法隔离所有可能传染其他人的感染者，那么这是明智的策略。同时，我们知道社区中会有一些人因为没有症状而未经测试。我们希望能够找出所有带毒者，是一个梦想。

-一个美好愿望的梦想，可能不会实现。

Høie：-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

卫生部长Bent Høie在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大规模检测，一些城市面临挑战。

-Høie在新闻发布会后告诉VG，主要是要有人去做。感染防护设备以及组织测试，则是很容易达到的。

-测试这么多人实际上可行吗？

-我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并且有几个城市已经做了。我遇到的一些市政当局的态度是，即使他们遇到了一些挑战，我们也必须实现这一目标。

-是否有些市政当局会感到艰难？

-我真实的了解，市政当局也想要这样做。所以我认为他们会解决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雄心壮志是要在5月到位。所以他们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努力。

-一个明确的政治命令

当防疫措施逐步松绑后，必须密切监测疫情在居民中的发展。卫生署专业署长Svein Lie说。

-我们知道这对市政当局有压力。这是一项任务，市政当局反馈有压力可能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要控制这个疫情，就必须进行测试。

Lie向市政当局解释了该信息的内涵：

市政当局需在一周内对百分之五的人口进行测试的事实，是预设的最糟糕的情况，即在流行病高峰时。市政当局在4月底5月初承受的实际负担估计为1.5％。

向市政当局下达的命令是测试每个需要测试的人。

-Lie强调说，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要求，我们应该测试5％，但是没有必要立即进行测试。

-将跟进对感染防护设备的需求

卫生局将通过为搞好组织提供建议来促进这一工作，并与市政卫生主管进行密切对话，后者了解哪些因素重要。

-Lie说，我们需要提供足够的人员和感染防护设备。

-是否有足够的感染防护设备和人员？

-我们将跟进防护设备的需求，方法是将其包括在从国家采购分配给市政当局的计算中。我们告诉市政当局，如果需要帮助，他们必须给我们反馈。在有些地方，已经通过志愿者或护生解决。

-如果有城市没有对所有人进行测试，那么会发生什么？

-我们必须听取市政府的经验，并根据反馈意见调整措施。增加测试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放松其他一些措施。(完)

01.05 21 07:58 VG

Ikke tull med 1.Mai

作者：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长 Torbjørn Isaksen（H)

当我既年轻-又愚蠢-我不了解有组织的工作生活的价值。但是，有组织的劳动不仅仅是属于政治上的左派。

我今天要传达四个观念：

第一：要重视5月1日

我的家乡Porsgrunn是一个工业堡垒，工会运动在这里有很深厚的根基。挪威的工业复兴建立了我们的现代福利社会。

在90年代中期，这些东西在我的脑海里没特别的优先地位。我年轻，有着我自己的政治觉悟，并基本反对一切我认为属于左派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群年轻的右倾（Borgerlige ）政治家，行动起来反对我们的“对手”- 五一劳动节。我们事先非常高兴，这个想法是无耻和狡黠的：我们将带上扫把，然后跟在五一游行队伍（1. Mai Toget) 最后面拉上写着“有人必须在社会主义者后面进行大扫除”囗号的横幅。

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与那些走在游行队伍最后面的人的对抗：

一群我们从学校起就认识的属于Porsgrunn的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无赖圈子里的年轻人，好吧，我们就是喜欢与他们争辩一场。

但是-正如我记得的那样-当游行队伍在市中心的 人民之家（Folks Huset）前聚集的时候，我们站在背景中。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注意到许多参与游行的人：来自Porsgrunn各地的工人，其中许多人因为节日而穿上了西装。

有些人在我出生之前就工作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实际上是为我上的学校和我参加的课余活动提供了资金。过了一会儿，一位年龄稍大的工业劳动者走到了我们这里，他只是有些失望地对着我们摇了摇头。也许他说了些什么。但是那时那刻，我为我们的行为感到尴尬和羞愧。

第二：三方合作具有深厚的渊源。

我认为这也许是对5月1号持有另外一种看法的开端，而且也是重新看待整个挪威社会模式的起点。如果大家先回顾历史，然后再看今天的挪威，我认为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右派政党在三方合作中感到高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最大的工会LO。我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但这是对有组织工作生活价值的一个深刻认识，在那里，工人和工会都属于很大的组织。对于像右派这样的保守党来说，这种理解很重要。

在1935年LO和NAF的主要协议主是时代的划分。在过去的几十年前两极分化急剧增加，在左派和右派中产生劳动中的冲突和激进分子与温和派之间的内部紧张关系。 主要协议有助于减轻人们的情绪，并成为我们在挪威工作生活中认识的强大合作文化的起点。

它不只是承认工会运动是负责任的合作方，而且再证明了工会的政策提供可以在建立的社会框架内实施，这是一个典型的妥协，让左派里激进党派（仍然称其为“阶级妥协”的这种工作方式）和右派里激进党派都感到不满，他们感到LO是莫斯科的帮手。

第三：三方合作注重全局

挪威三方合作的原则不是一方总是取得突破，也不是利益冲突可以消除。而是集体（Felleskapet） ——以及所有各方及其成员，无论是企业员工——都从我们的谈话中获利，而在工作生活中也有一些共同的驱动规则。

除其他外，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挪威的雇主和雇员组织不是由许多小型协会组成，而是聚集在较大的主要组织中。当这两个组织互相交谈，并且其中几个在私营和公共部门都有成员时，就可以窥见必要的整体。

与法国进行对比：组织水平远低于我们的水平，工会范围更窄，更激进，而且往往没有超出其特殊利益的责任。

这种责任对整体来说不是一次党派演讲，而是取得具体的成果。也许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工资形成前线模式（frontfagsmodellen ）。这个想法很简单：挪威的工资增长不能超过私营企业中竞争性行业所能承受的水平。

这确保了我们有负责任的工资结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确保了竞争性公司的工作。现在在危机局势下的挪威，，与冠状病毒作斗争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一定要保护私人企业和工作场所。因此，前线模式（frontfagsmodellen ）至关重要。

第四：有组织的工作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文化

工作生活的安排也会对各个工作场所产生影响。挪威的工作生活不仅常常免于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巨大的等级制度和员工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雇主和员工一起交谈的文化也产生了独特的团队意识，使我们有能力适应变化和做出改变。我们一起讨论工作场所中的挑战，并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这是值得庆祝的传统。

祝五一劳动节快乐！祝愿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完)

01.05 16 15:40 VG

Rustad学校二年级的一名学生被确认为感染新冠病毒。对于同一组的所有学生，这意味着隔离并恢复居家教学。

-总共隔离了25名学生。我们相信只有这两个组别中的学生被感染。我并不特别担心-我们与地区卫生主管官员合作，在学校里有很好的规范。Rustad学校的校长Britt Bøymo说。

这些天上学的学生，分配在所谓的群组（kohorter）中-这是个一直在讨论的概念。在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

(关于kohorter: 现在，孩子们上学和上幼儿园时，他们不再像疫情爆发前那样分班级上课了。现在当局决定，将他们分成小组。一个班级太大了，所以孩子们应该分成小组-对不起：kohorter。)

(教育部关于预防感染的指南指出：“一群固定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组合被称为 kohorter”。

并且：“在学校/ SFO中，这样的人群将是控制感染和必要时追踪感染的良好的起点。” )(完)

01.05 16 NRK 11:40

工党领袖Jonas GahrStøre于今年5月1日举行了数字化演讲。

Støre强调了让40万失业和下岗人员重返工作岗位的重要性。

自2019年以来，由于针对冠状病毒的措施和持续的国际经济危机，这一数字已增长了30万以上。

-我们前进的重大任务是让人们重新工作，并防止危机使挪威成为一个更加不公正的国家。 Støre说，这项任务需要与当今的右翼政府不同的政府。

工党领导人指出，他的政党已经开始了新冠危机后恢复挪威经济的计划。

该计划将加强挪威模式，促进我们因危机造成的负担的公平分配，并用全国范围内活动和持久的工作岗位为未来做好准备。目标应该是，就像工党一贯那样，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完)

01.05 16 13:31 VG

三名Hamar医院的病人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该内陆医院已暂时关闭了外科住院。

内陆医院在一份新闻稿中对此进行了说明。

据称患者入院还没有出现covid-19症状。

大约有60名医院员工被自我隔离(Karantene) ，以减少感染的传播。

几名患者已出院进行家庭自我隔离（Hjemmekarantene) 。

而其他剩下的患者也已接受测试，并被完全隔离(Isolasjon) ，直到获得检测结果为止。

通讯顾问Line gaug对VG 说，九个住院病人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

由于在Hamar的外科住院部爆发了感染，该内陆医院已将应急准备水平从绿色提高到黄色。

-对于如果在医院发现感染病例该如何处理，我们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内陆医院的医学和卫生总监Ellen Henriette Pettersen说，这些计划包括改变患者的流向，以便使患者可以入住另一家医院。

根据VG的概述，目前内陆郡已登记了439例感染病例。(完)

01.05 14 11:20 VG

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由于新冠防疫措施而导致的空气污染减少，在过去30天内，欧洲减少了11,000例与污染有关的死亡。挪威应该减少了256人死于污染。

这项报告，来自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CREA）。该中心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新的独立研究组织”。报告的作者是前绿色和平组织分析师经理Lauri Myllyvirta，和自由职业者Hubert Thieriot。

他们写道，过去30天内，防护covid-19的措施，使二氧化氮污染平均减少了约40％，颗粒物污染平均减少了10％。

“结果是避免了11,000例空气污染死亡（...）。因为煤炭能源产量下降了37％，石油消耗估计下降了三分之一，所以就有了这样的效果。

CREA已进行了有关空气污染的健康风险的评估。

空气污染是呼吸道感染导致死亡的关键因素。在全球范围内，此类感染造成的死亡，六分之一归因于空气污染中PM2.5微粒。每年总共有约40万人死于此。他们写道。

根据挪威大词典，汽车交通产生的颗粒物（PM10和PM2.5）和二氧化氮（NO2）是挪威最突出的空气污染问题。 SNL写道，这些细颗粒“可以深入呼吸道，并且特别与心血管疾病紧密相关”。

在挪威至少避免了256人死亡

CREA写道，挪威与葡萄牙、西班牙、克罗地亚和法国一样，是二氧化氮污染减少最多的国家之一。

他们认为，与瑞典、葡萄牙、希腊和波兰等国一样，挪威也是颗粒物污染减少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根据《卫报》在CREA的数据基础上绘制的图表，挪威的NO2污染减少了近50％，PM10减少了约30％。

这意味着在过去30天内，在挪威可能减少了256例与空气污染有关的死亡。

根据VG的统计，在本文撰写时，挪威有209人死于covid-19。

哮喘和COPD的患者减少

下降最显著的应该是德国，CREA估计该国减少了与污染有关的死亡2083人。

他们还认为，由于呼吸系统疾病而导致的大量旷工和过早死亡，也相应减少。

伦敦国王学院医院的一位英国呼吸道专家告诉《卫报》，相关发现与他们在防疫期间的经历相符。

-近几个月来，加重哮喘和心绞痛的患者显著减少了。毫无疑问，空气污染的减少是原因之一。L.J. Smith说道。(完)

01.05 14 NRK 11:40

在今年5月1日的演讲中，领导人Hans Christian Gabrielsen提议将补偿方案扩展至那些选择让员工回来上班的公司。

“亲爱的全国人民，五一快乐！

LO 领导人Hans Christian Gabrielsen的发言并没有在奥斯陆的Youngstorget的公中人群海洋中回荡。 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大庆日子开始前两天站在一个小型电视演播室里，将演讲内容录制下來。

-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不同。 Gabrielsen告诉NRK，我们希望能充分利用这一信息，并可能在5月1日前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所有坐在家里并关注在线的人。

具有新冠特症的发言

新冠危机是LO领导人今年演讲的主题。 他赞扬所有坚持不懈的人们，以及全国各地为危机中的成员提供援助的工会代表。

-是的，现在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我认为几乎没有人有过类似的记忆。 下岗失业率约为40万人。 这个5月1日的庆祝确实有一个严重的背景。 当然，这也在我们所要表达的信息中体现出来了，Gabrielsen 说。

在演讲中，Gabrielsen说，通过激励公司重新安置下岗员工，使社会重新开始。

“许多挪威人被解雇，因为新冠危机使维持正常运营变得困难。 LO就这问题想做些事。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项工资补贴的解决方案。 薪金补贴将使更多的下岗工人能够更快地重返工作岗位并获得全薪。 然后经济可以重新开始。 然后人们可以回到更平常的日子，然后我们可以缓慢地肯定地开始摆脱危机。"Gabrielsen 在演讲中说。

-调整是必然的

面对NRK，Gabrielsen阐述：

-这场危机与以往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是其影响的广度，而且当局通过迫切需要的感染控制措施，导致许多公司不得不倒闭或营业额出现惊人下降的事实。

-在这些公司工作的许多人被解雇回家。 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好的补偿计划，可以满足需要补偿的企业。 Gabrielsen 说，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些调整。

LO希望政府将钱花在照顾休假的人上，还不如提供给公司，为他们把解雇员工招回提供保障，使人们可以全薪工作。

-帮助下岗人员更快地恢复工作。 Gabrielsen 说，这有助于我们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并为那些看营业额尚未恢复到旧原來水平的公司提供安全保障。

同时，他强调了加强和扩大裁员制度的重要性。

-不，我们的裁员部门运转良好，这就是使人们与工作场所保持联系起到帮助作用。 在以前的危机中，它被证明是有效的，对挪威的工作生活非常重要。 该组织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下岗期能延长到52周。(完)

01.05 13 30.04 18:51 NRK

工党认为，在养老院中隔离的许多老人并没有过着很好的生活。 -感觉就像是一个很大的空白，Liv Myrtel Andersen说，她看不到自己的孩子。

疗养院是采取最严格措施预防新冠的机构之一。根据挪威统计局的数据，挪威有近40,000家疗养院。现在亲属通常无法与其中的住户接触。

工党软化，拟再次允许访问老人。

资深政治发言人Tuva Moflag说：“如果不能与最亲的人接触，必须自己生活最后几个月，这将是一个糟糕的人生结局，不值得。”

老年人最容易死于新冠。但是Moflag相信，许多老年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是有一些东西比保护自己免受新冠感染更重要。

Moflag说：“我听到更多的人说，他们宁愿冒死于新冠的危险，也不愿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没有自己所爱的人。”

-感觉像空白

Liv Myrtel Andersen退休前在Alta军营工作了十五年。当年轻的士兵入伍时，是Andersen给他们提供了制服。当制服在演习中被打破烂时，是她将这些制服整理好。

在Kåfjord疗养院，她周围的人少得多。在过去的七个星期中，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被允许探望她。

-感觉就像一个很大的空白。没有其他人可以填补这个空白。Andersen说。

部门负责人Kate Mortensen确认了情况属实。

-亲戚探视是禁止的。

-不会传播病毒

在Kåfjord疗养院外，Andersen的孩子，坐在那里与NRK叙谈实施新冠防疫措施后无法去看望母亲的感觉。

-我们要通过屏幕与她交谈，但这不能代替见到妈妈并给她一个拥抱。Yngve Andersen说。

他的妹妹在Posten工作，整天见到外人。

-希望找到安排，允许他们，可以访问亲属。但是我也不想成为传播感染的人。Sissel Berg说。

-如果这种情况要持续很长时间，且发现孤立地生活对老年人的心理不好，那么就必须开放。但是，专业人士必须做出这个决定，而不是大多数人。Yngve Andersen说。

要求卫生当局找到解决方案

工党的Tuva Moflag认为，有必要确保哪些宁愿冒着新冠感染的危险，也不愿孤立生活的老年人，能够与亲属协商做出明智的选择。

-我86岁的父亲告诉我，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被新冠感染，而是被解雇的孙子们如何解决财务问题，Moflag说。

她认为，像开放幼儿园和学校一样，卫生部门现在必须任命能够促进养老院开放的主管。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专业问题，卫生部门必须开始研究这一问题。 Moflag说。我们必须有确保照顾员工的计划，然后我们必须找到能够照顾哪些宁愿与世隔绝，也不愿受到感染的老年人的解决方案。

卫生部长：-挑战

卫生部长 Bent Høie(H)此前曾对NRK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何应对养老院中老年人的不同选择。

上周，他请卫生局研究，看是否有可能，确保不影响养老机构的防疫保护，又能让居民接受更多的访问。

卫生部强调，对于重病患者，如果病危，已经有例外探访规定。

-挑战之一是，这不仅关乎单个居民的感染保护，而且关乎该机构每个人的感染保护。Høie 说。

Liv Myrtel Andersen很难权衡社交接触带来的感染风险。她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认为我选择了与世隔绝，因为我考虑到生病和感染他人的风险，Andersen说。(完)

01.05 11 4月30日 22.53 Dagbladet

韩国曾经报道，已有179名新冠康复者被重新诊断为新冠感染。韩国新冠专家 Oh Myong-don说，那是不对的。

4月19日，韩国当局报告说，共有179名康复不久的新冠患者经测试又重新感染了covid-19。

在后续测试中再次呈阳性的一部分康复者之前并没有新冠症状。

这些发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关于是否可以多次感染病毒或是否可以免疫的争论再次爆发。

但是，现在证明测试样本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根据Aftonbladet的说法，Oh Myong - don在周四新聞发布会上宣布的这一韩国结果是对瑞典新冠专家 Anders Tegnell 的回应。

该报援引许多专家的话说，导致测试失败的原因很可能是己经死亡的病毒碎片。

韩国新冠专家说：“该测试无法区分新冠病毒是存活的还是死亡的，并且可以给出假阳性结果。”

他还说，必须强调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可以重新感染新冠病毒。

在过去的24小时内，韩国仅报告了四个新的新冠阳性病例。这是过去两个月中一天内登记的新感染人数最少的记录。

该国现在有10,765例感染病例和247例死亡病例。据当地卫生部门称，感染病例中的9059例现在己经康复。

许多国家已经将韩国视为如何最好的防止病毒传播的典范：即进行广泛检测。

韩国还推出了一项大型项目，该项目以信用卡使用、监控摄像头和手机跟踪为基础，跟踪感染者的行动。在检测到感染的14天内，这些动向一直得到跟踪，并公布在公共网站上。

当人们在其居住或工作的地区发生新的感染病例时，当局还会发送短信通知人们。

在挪威，类似有争议的“感染停止”（Smittestopp) 应用程序已启动。

该应用程序将通过从安装了该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收集的GPS和蓝牙数据来绘制人们的动向图，从而帮助当局进行感染追踪。该应用程序引发了有关隐私和安全问题的辩论和关注。(完)